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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城市,一样的精彩
法学2010届校友王俊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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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俊,浙大城市学院法学专业2010届毕业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东南大学法学博士。2017年,加盟苏州大学,成为王健法学院的一名教师。本科期间,高分通过司法考试;省十一届“挑战杯”特等奖、国家奖学金获得者;撰写专业学术论文20万字,发表四篇论文,其中两篇被国家核心刊物收录,获得我国著名学者、北京大学陈兴良教授肯定——“作为一名三年级本科生,能写出如此水平的论文确实会使某些硕士生、博士生汗颜。”

        欣闻母校2018年开始全面公费招生,为母校的发展送上深深的祝福,也为即将到来的学弟学妹们感到幸运。如今,在姑苏城内,回味我这一路的四个城市学习生活,不禁感慨万千。

        从杭州到北京,再从北京到南京,最后从南京到苏州,我是转遍了南北二京和苏杭二州。这条路或许真的是当初未曾预想到的,但人生的选择有些时候就是充满着偶然。在这偶然背后,其实也是一种必然。这个必然在我看来,完全是在于对师恩的执着追求。

        人生的起航:杭州站

        距今离本科毕业已经8年,而离我跨入大学的校园已然是第12个年头了。2006年9月,或许多少带有些不甘,我走进了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虽然我也明白无论给我多少年都不可能考入浙大。曾经何时,我经常会幻想要是把城市学院四个字去掉那该多好,这样我是不是就真的算系出名门了?但是,随着时间流逝,我逐渐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就算是转入浙大的立交桥通道,这个看似是唯一能帮我实现“理想”的渠道,我也果断地放弃了报名。这里面固然有我对英语及数学的不自信。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我在城院遇见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好友以及真心相待的师长,这种温暖在我看来,远比浙江大学的“虚名”重要。

        本科阶段最难忘的好友是我在D2—209的室友:王怡舟、裴环宇、许延东。有句话曾经王怡舟在本科毕业时写回忆时说过,后来我也引用过。但直到今日我还清楚地记得它的内容,因为我相信这完全是我们共同的感受与心声,“真的,遇见他们,是缘分,是彼此的幸运……”。至今在家中,我依然珍藏着昔日从寝室带走的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东西——“考研寝室”的牌子。

        虽然我们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性格、兴趣爱好以及职业追求,但是对于有一点却始终达成一致,那就是4年以后必须要考上硕士研究生!因此当初学校要求每个寝室都必须挂一个牌子以显示“特色”时,我们寝室毫无犹豫地选择了“考研寝室”四个字。这四个字对于大一的小孩来说或许很可笑,也有点不自量力。或许当初也有很多人默默地背后笑话过我们。但是在我心中,这四个字代表着初生时的理想,对于我们来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以这种特殊的形式和载体不断巩固着我们四个人的情谊。

        我始终认为朋友之间是需要求同存异的,每个人都不可能在各方面完全一致,但只要有共同点,彼此之间就有可能产生友情,而且让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奋斗,由此才能认真对待每一门专业必修课以及研究生的考试。当然我们也是18—22岁的少年,也有玩的天性,对于大部分选修课还是放弃的,我们也有着那个时代大学男生的必修课——“打魔兽”。所幸皇天不负有心人,除裴环宇中途转去宁波大学以外,坚守在考研寝室里面的三个人最终都实现了四年前许下的那个心愿。他们俩考上了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在我印象中,城院的老师基本上都有着一个共性:那就是对学生非常热情和负责,因此师生间很容易就能打成一片,而没有任何师生关系的拘束。这种从小成长的环境也对我潜移默化地造成了影响,在以后的求学中,至少对于导师而言,我都试图去打破传统的师生关系。即便我现在也身为人师,在我观念中,也没有师生之间的“鸿沟”,我还是非常乐意、喜欢与学生相处。

        第一个让我真切感受到这种温暖是邵亚萍老师。清楚地记得从入学开始到大二上,每个学期都有着她的课。真的很庆幸在大学阶段最迷茫最无助的时候能遇见她!从宪法学到行政法学再到中国法制史,我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对老师像对待家人那种向往,对这些课程像对待自己孩子般的珍惜。上述三门课从年段第三到年段第二最终到年段第一的神奇般的“进步”,或许更能说明就是因为那个老师,让我所随之产生的“精益求精”的态度。只是没想到这种做法会伴随着我接下去的十年甚至是一生,这是当初不曾预见到的。

        感谢邵老师的不仅是课堂上的教诲,更是课堂外的关爱。我不会忘记在我想创办社团时,是邵老师答应担任指导老师并在过程中提供各种帮助,让我能弥补自己薄弱的实践能力;我不会忘记曾经在我陷入感情烦恼时,是邵老师在小餐厅请我吃饭,和我说了许多甚至是她自己的经历,从而让我顺利地走出情感的纠结继续起航。我也不会忘记是这个老师经常请我在外面吃饭以及带我去她的家中,让我感受到眼前的这个人不像是老师而更像自己的亲人。这样的真心相待,对于刚进入大学的我而言,是多么的暖心!虽然之后我选择了刑法学方向,与邵老师的联系、交流相对少了许多。但是在毕业离校那天,我们在校园中的相拥而泣,我相信是四年所有感情的一次宣泄,它表明了无论相距多远,我们之间的情分都不会任何褪色。有那一刻,对我来说足够足够,那一幕,也注定会永远存在我的记忆中而成为永恒。

        袁继红老师,这个和我生日在同一天人来说,我在许多文字的记录中都不会忘记这个在我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人。她是我的启蒙恩师,可以说没有她,我或许真不会走上刑法学这条路。曾经何时,我也“花心”过,我喜欢历史,我对宪法行政法也有兴趣,对于刑法也念念不忘。但是也确实是因为眼前这个人的出现,最终让我断了所有念头,选择了刑法,“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她是我同甘共苦的战友,陪伴着我经历了太多太多,可以说我初生时人生的每一步都有着她的印记:赴金华参加省挑战杯竞赛、在办公室陪我反复改着省国家奖学金特别评审的PPT……或许大家看到的是我的一系列荣誉:浙江省挑战杯竞赛的特等奖(当年法学类唯一)、浙江省特评国家奖学金(全省仅十人)……但是却永远都看不见幕后的这个人为我付出了多少,我清楚地知道,没有她的“运筹帷幄”,我本不会得到这些额外的殊荣,成为城院的那个“幸运儿”!

       对于城市学院而言,我也曾经抱怨过。但是在我心中,母校也是一个自己可以随意吐槽但却绝不能允许别人诋毁的地方。因为学院给我了太多的美好,而且在城院的经历,我一直以为那是我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正是从小便出身于“底层”,我更能明白自己成长之不易、更会愿意珍惜眼前的一切、更容易明白积极争取的重要、也更懂得在生命中师长扶持的重要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感恩的特殊意义。以上的这些正是我如今个人最为珍惜的,要是没有在城院的这段经历,或许至今都很难体会到种种。

        梦想的开始:北京站

        曾几何时,我想得都是如何能去上海(华政)、武汉(中南)求学。至于去北京求学,对我来说基本上属于遥不可及的幻想,更别说考北大了,那完全是一个比去浙大更虚无缥缈的存在。

        但是有一个人的出现,从此便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对未来充满着憧憬,他就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陈兴良教授。记得当时只是咨询了陈老师关于考研的问题。而陈老师的回复是,“我觉得你在学术研究方面还是较有潜力的,若有可能,可以考虑考北大法学院的刑法专业研究生”。可以说,正是从那一刻起,陈老师点燃了我的北大梦,虽然我明白我的应试能力可能远远达不到北京大学的要求,但是我仍然愿意为此去努力去争取。为了这份知遇之恩,即便结果是徒劳的,我还是会无怨无悔地付出。或许在这个意义上,我属于典型的“行为无价值”。在我看来,有些事不一定非要追求结果,能够为实现某个目标而努力,那本身就有独立的意义,过程本身同样让人珍惜)。

        后来事情的发展,也正如当初我所能预见的一样。我猜中了故事的开始,也同时猜中了故事的结局,我还是没能达到北大的分数线。此时摆在我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调剂,二是工作。但我的性格一直都是,既然选择了一条路,就会一直走下去,不管遇到多大的阻力。记得那会也有老师帮我联系了昆明理工大学,那边甚至说可以安排硕博连读。如果是在没有认识陈老师以前,或许我真的会动心,但是我的北大梦既然已被开启,就算是无缘北大,我也要实现我的北京梦!

        为了能最终圆北京梦,2010年的3月我独自一人赴京,和陈老师说了我个人的一些想法,陈老师当即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林维老师通了电话,推荐我去中青院。也许是天可怜见,我以仅比外语国家线高一分的分数达到了A区调剂的基本要求,这也就意味着至少在政策层面上,已经扫除了去帝都求学的障碍,此时离我的北京梦显然又更近了一步。

        对我来说,林维老师是一个需要用自己的一生去铭记与感恩的人。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我硕士生导师,对我来说具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是他在我走投无路之际,伸出了他的援助之手,帮我实现了曾经那个遥不可及的北京之梦。使我有机会在这个学术中心,继续我的学术科研。在北京的三年,是我非常珍惜与难忘的三年,因为这段时间是我真正意义上学术奠基的时光,对我未来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直到今日,我经常会感叹,就算以后不在北京工作,但是硕士、博士的其中一段求学经历至少要在北京待过,那种给人在学术上的提升完全是不一样的感受。

        真的,有些事只有经历过,才有言说的资格。北京梦的实现对我影响确实是多方面的:首先,在林老师身上,我学到了许多,不仅是专业知识、思考问题的方法,还有为人处事的道理。这一路走来,我遇到了许多名师的指点,北京站最重要的三个人自然是陈兴良老师、林维老师以及刘艳红老师。可以说是陈老师让我明白了对待学术的态度,刘老师让我掌握了从事学术的方法,而林老师在其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林老师在三年中的教诲,影响了我对学术的基本立场。从结果无价值到行为无价值的转型,可谓是我硕士期间学术上的最大改变,就此而言,跟着林老师的三年,基本上也奠定了以后从事研究的基本方向与格局。其次,虽然我身不在北大,但我心却自始向往着北大,而中青政与北大的距离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不能考上北大的遗憾。研一时,我会经常去北大听陈老师和车老师的授课,在学到知识的同时,也结交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好友。如今他(她)们都已是刑法学界的重要青年力量。回想起在帝都求学时大家的交往,总是令人特别难以忘怀,这种情谊对我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最后,正是得益于北京这个学术中心的便利,硕士阶段也成就了我在学术上的“高产”。除了在《北大法律评论》、《刑事法评论》、《刑事法判解》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而且还幸运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个人的第一部专著,也算是真正地跨出了自己的学术初步。其中陈老师的大力推荐以及蒋浩老师的鼎立支持,也是在京期间带给我的最大感动。

        庆幸在我梦想的起步阶段,能够遇到这些美好的人与事。但我清楚的知道,如果不是林老师给我的这个机会,将我收入门下,我是绝没有机会在北京这个大舞台上,一步一步地为了自己的学术梦想而努力、奋斗。其实林维老师给人的感觉还是非常严肃,因此在入学的一段时间内,我都在“刻意”地保持和导师之间的距离。因为我还是会觉得“害怕”甚至有一种“恐惧”。所以初来乍到时还是有许多的不适应。但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真的需要时间。经过许多事情,我逐渐体会到眼前的这个人,在严肃的外表下却有一颗护犊的心。可以说在22—25岁这段时间,是我最年少气盛之时,基本上“情商为零”,总是在不经意间让许多人不高兴。而我相信对于我的硕导来说,更应该是“直接受害者”。但是他却从来不与我计较,总是在包容我的各种莽撞行为。甚至经常告诫我,很多事情在我面前当然没关系,但是在其他老师面前你真需要注意一下。我也明白,为了我将来的发展,林老师在各方面都在极力维护我的利益。换言之,是我在“犯罪”,林老师却一起分担着原本属于我的“刑事责任”。对一个刑法大家来说,愿意如此违反刑法的“罪责自负”原则,恐怕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对学生的“真心相待”从而阻却了“期待可能性”。

        虽然对于中青院,大家也有一些抱怨,但对我来说,较之于之前的平台已然是一个飞跃,人应当懂得知足。况且在学校,我能遇到林老师这样好的导师以及像孙远老师、何庆仁老师等同样非常关心我成长的恩师,还有川哥、老翁、光哥这些兄弟,那么我还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呢?

        理想的实现:南京站

        对于迄今为止的四站路,如果说选择杭州、北京、苏州或多或少都有些朦胧意识的话。那么来到南京,甚至是在那度过求学阶段最为重要的时光——博士阶段,则完全出乎我的预料。真的人算不如天算,当初是陈老师点燃了我在北京求学的梦想,之后也一直想继续留在陈老师、林老师身边。因此地方高校并没有在我的考博计划之中。而且从正常的发展路径来说,硕士去了北京,博士也应该会在北京完成学业。但我却出乎意料地杀了一个“回马枪”,竟然又回到了南方,而且是从“帝都”到了“旧都”。而促使我作出这个惊人决定的是,却只是因为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博士生导师刘艳红教授。可以说,随着年龄的增大,各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但惟有一点自始未变,那就是我的“任性”。

        记得我曾经在著作的后记中写道,“人在最无助的时候所接受到的帮助,使人珍而重之,对于我来说,同样如此”。但是,我当时并不清楚的是,这样的一份情谊可以使人重视到何等程度。但是通过刘老师,我终于明白了,那完全就是一种执念。

        那种执念完全可以突破传统择校时地域、学校、专业、学缘关系的拘束。就算它不在我之前心心念念的北京,也没有法学的博士点,意味着我当时就读的专业是思想政治教育。但庆幸的是东南大学于2016年获得法学一级博士点。通过周老师和刘老师的争取,我毕业时还是顺利地将专业改为“法学”,由此我也成为东大第一批以法学专业毕业的博士。就此而言,我是非常幸运的。或许这个插曲也能体会到,有时候做人不应该过于功利,过于计较于眼前的一时得失,而忽略了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愿意去那个对我来说几乎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

       只是因为在那个城市有刘老师在,而她对我来说就意味着我的所有、我的一切。这种强烈的感情,根源在我经过失业失恋双重打击后,也几乎是我最为绝望之时,刘老师率先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无论遇到任何阻力,她都愿意为我去争取、为我去克服。或许不曾亲身经历过那段最煎熬的人依然难以体会,但是于我而言,老师是在我最黑暗时,带给我曙光和希望的那个人,这样的再造之恩犹如母亲生育之恩,令人珍而重之。这是我选择南京,选择在东南大学完成博士学位的缘起。

        实事求是地说,虽然我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东大。但是开学以后,因为许多因素,比如博士毕业的压力、南京陌生的环境,与北京构成的反差以及个人在感情问题上的一些困扰。我还是表现出了和曾经初到北京时的不适应感,甚至于这种感觉比北京更甚,也在无意间疏远了和老师之间的距离。比之于老师在我身上的付出,我所为她做的事实在是太少太少。那个时候我也有过迷茫,是不是当初太任性了?但是我始终坚信既然缘分让我做了老师的学生,那么这份师生之间的情谊也一定能通过考验,也只有经过考验,彼此的关系才能真正稳固并且不断提升。

        有时候世事就是如此奇妙,北京和林老师关系神逆转的剧情在南京又再次奇迹般的发生了。结局仍然是老师包容了我的种种任性行为,并且全心全意相待于我,为我创造各种发展的机会。唯一不同的或许是,林老师是帮我一起承担了基于我的任性所引起的责任,并且以无期待可能的责任阻却事由解释了由此不惜抵触“罪责自负”原则。而刘老师却是在面对“不法侵害”时放弃原本属于她的“正当防卫”或者“防御性紧急避险”的权利。不仅不介意我所为的一些侵犯她原本对我所应具有的“期待权”的行为,甚至不惜以德报怨,相反给了我许多原本不敢期待的权利。这种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关系,使我在东大三年完全享受着类似于VIP般的待遇。在东大,在刘老师身边,学到的不仅仅是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那种不计较得失地真心对待学生的态度以及师生之间的鼓励与帮助的传承。我相信这样人,这样的老师世所罕见,此生能遇见,可以说是我最大的幸运。

        在东大,刘老师始终都是那个最值得我珍惜的人,但是同门之间的情谊同样令人难忘。谢谢室友冀洋陪我历经了三年的风风雨雨,我清楚地明白可以共享乐的人多,但是能共患难的人却极为有限。很庆幸你属于后一类人,我不会忘记在我最为无助的时候,永远都是你陪在我身边,和我一起面对困难,真正地关心我帮助我。得友如此,夫复何求!琳姐是我在东大所遇见的又一个惊喜,虽然受限于男女上的性别,平时交流的机会总是不多。但是我始终都明白,即便我多么不如意,师姐都不会放弃她这个愚笨的师弟,而是会并肩同行。师弟魏超总感觉傻傻的,一点也不懂事,但是在他身上所体现出的纯真在我看来却是这个世间最珍贵也最为少见的品质。在他身上,真的完全有我曾经的影子,看着他我觉得很亲切。甚至于有些东西在我身上已经失去,可欣喜地发现在他身上依然保留着,多么希望他永远不会失去这些最宝贵的东西。真的,在我写博士论文,发资格论文最烦恼的时候,谢谢你和冀洋坚持陪我一起打羽毛球、打乒乓球,那段属于我们三个人的回忆我会永远记得,那或许是我在东大最开心的时光。

        在南京的三年应该是我最难忘的,因为我在这里最终实现了我的博士理想。那个在十年之前就已许下的愿望,同时也标志着我学生时代的完结,从而开启了另一段人生的征程。对于我的个人学术科研而言,东大对我的意义同样是巨大的。在这里我发表人生第一篇CLSCI期刊论文(传说中“高大上”的法学16种刊物),甚至于这也是我第一篇发表在正式期刊上的文章(之前发文主要是在集刊上)。没想到第一篇就是如此的高规格,确实给了我不少的震撼和信心。感谢《政治与法律》对年轻学子的扶持。在临走时,也实现了一直以来渴望在《中外法学》发文的心愿,或许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无缘实现的那个北大梦,所以《中外法学》在我心中一直以来都是神圣的,它寄托着我对北大无尽的念想。谢谢梁根林教授、江溯老师对我的提携,这是对我十年求学最大的肯定,也是最重的毕业礼物!

        事业的起飞:苏州站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而苏州大学法学院传承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在国内法学界有着比较高的声誉与科研实力,也确实是就业的一个理想去处。自我2015年年底第一次来到王健法学院,也被它尽显中西合璧之美的大楼所震撼,那时就萌芽了毕业以后想到这里工作的愿望。

        但那个时候更多的还仅仅是一种选择方案而已,对我来说并不现实:因为我当时离毕业还很遥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的变故;而且苏州大学作为211重点高校,对于所引进人才就读学校是有严格要求的,我显然离那个标准还有差距;想进王健法学院工作,也需要扎实的科研成果,而我当时还远未达到东大毕业的要求,又如何能奢望更多呢?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林维老师一直希望我毕业以后能回到中青院任教。几次三番和我说这事,对于当时什么都没有的我来说,老师的如此信任,这般相待,也让我受宠若惊。因此我一直是将回母校任教作为第一选项考虑的。

        一切转折都发生在2017年的1月。那个时候由于中青院要参与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因此人事处会停止进人,林老师建议我尽快找工作。而此时,距离我毕业仅仅只有5个月时间,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此时联系就业单位便显得“迫在眉睫”。冷静以后,我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去苏州大学工作。此时向刘老师求助,她马上向胡玉鸿院长推荐。胡院的回复让人感动,言语中所表现出的真诚完全令人感受得到。或许胡院当时也没想到的是,这番话让我踏踏实实地过了一个寒假。

        后来随着《中外法学》的用稿,我的就业面似乎宽了许多,当时也有老师建议我去尝试其他高校。但是经过那么多事以及遇见那么多人,无论是理性还是经验都告诉我,在最无助的时候愿意相帮的人才是最真心的,那纯粹是基于对人的认同。这样的关系、这样的情谊才是可以持久的。而未来的改变也不会取决于你做了什么或者你有没有价值。这其实是我一直坚持来苏大的缘由。理由也很简单,因为胡院给我感觉和我三年前遇见刘老师时一样,同样是一个陌生的城市,那个时候我可以从北京到南京,那么这个时候我为什么不能再从南京到苏州?

        而自从我来了苏州以后,一切都如我当初预想的那般,胡院始终以真心相待,尽自己所能的为我的个人发展创造着条件与提供着各种帮助。可以说正是因为胡院在,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苏州这个陌生城市带给我的孤独。每次去胡院办公室,他和蔼的笑脸以及每每致谢时简单的“不客气”三个字都给人带来无尽的温暖。我虽然只是一名新人,但胡院却对我以重任相托。刚到学校,他就让我接手《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的刑法责编工作,我当然明白学报一直以来都是胡院最为重视的事。而之后我所推荐的稿件,他都报以最大程度的尊重,这样无条件的信任真的让我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在工作上,胡院对我的关爱也可谓无微不至:破格以副教授的标准为我配备办公室,给我的教学科研创造了最好的条件;我申报的课题以及我撰写的论文,即便是我们专业不同,他都为我一字一字修改,并且在邮件中语重心长地提出目前我所存在的各种问题。记得在最新的邮件中,胡院说从今后要成为刑法学大家的标准而言,要注意以下问题……这样的殷殷期待令人感动;在我论文发表、著作出版遇到困难时,胡院都是及时提供了最大的帮助;当我刚来学院没有任何经费时,胡院说你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在你没有自己的课题之前,都可以走我的经费报销;而当我取得人生的第一个部级项目时,胡院在全院大会时说,每一个部级项目的价值都是不同的,王俊以半年不到的时间就有了第一个部级项目……这样的相待,不仅远远超出了领导对新员工的照顾,其实也已经超出了博士后合作导师对学生的关爱,那完全是一种父亲对自己孩子的“溺爱”。真的,我在苏大所得到的,总让我会产生错觉,真心感谢在苏大能遇见胡院,是步入工作后最大的暖心,那是一份最贵重的来自于法学院的入职的“人才引进费”。

        俗话说男人“三十而立”。庆幸我在工作的地方第一年便能度过如此重要的生日,也非常荣幸能邀请17位老师共同赴宴,我想我会永远记得那一晚。在苏大能遇见这么多真心相待的领导、朋友、同事,对于初入职场的我而言,是何等的幸福!在30岁这个人生最美好的时光,能遇见彼此,又有何憾?正如苏州是人间天堂一样,王健法学院于我而言,又何尝不是一个人间天堂呢? 

        在杭州、北京、南京、苏州四站,每一处都能遇见真心相待的人,就此而言,我何其幸福!在文章的最后,我有必要特别地对陈兴良老师表示感谢。记得冯军老师说过,陈老师是一个远胜于名气的神圣学者。其实我同样有着这样的切身感受。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在我一无所有之时,作为当代中国刑法学界的领军人,可以对一个完全陌生的普通学生倾其所能地关心与帮助,从而彻底改变了这个学子的命运。尽管让陈老师在考研、考博时失望了许多次,但是自2008年相识以来的十年间,陈老师始终都不曾放弃不成材的我。在读研、读博、论文发表、著作出版都为我费尽了心思。陈老师于我而言不仅是我最敬重的老师和亲人,而且也是那个开启我刑法学术梦想的最重要的指引者。也只有基于对如此知遇之恩的回报,我才有勇气一路走下来。我深知这一路没有陈老师提携,绝不会发生一个三本(母校也是受体制束缚,庆幸很快突破发展的瓶颈)的学生成长为211重点高校教师的“大逆袭”的故事。此生虽无缘真正成为“陈门”的一员,但在我心中,一直都愿与“陈门”同呼吸、共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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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宣传办公室   作者: 王俊  编辑: 戴笑笑  
时间: 2018-04-26   关键字: 莘莘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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